谢玄英在打仗,贵州却不能因为战争而停摆，程丹若思忖过后，把开辟驿道的后续工作,交给了齐通判。

她还有别的事要做：督促各府预备春耕,联系生民药行进行第一次试种，准备第二次义诊……

工作量太大，她都没留意鲁郎中，哦不，鲁御史写了奏折“弹劾”她。

消息还是靖海侯传来的。

这位神通广大的公爹抄了一份给她送来，点评“但用无妨”。

且从头说起。

鲁御史原是兵部职方司郎中，军中佐官。此前，程丹若派他劝降赤江各寨,他立功不少，被杨首辅看重,加御史职，有纠察军旅之责。

他是广西人，座师是国子监的焦祭酒,没法为他提供太多助力,主要靠自己混。

升职后，焦之林专门写信过来勉励,并道明原委——是杨首辅提拔了你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让他紧跟首辅大人，从此过上有后台的幸福生活。

当然了，士人的投效不是认谁为主,而是以谁马首是瞻。

杨首辅既然让鲁郎中做了御史，目的一清二楚——他希望鲁御史能制衡一下谢玄英。

那么，鲁御史是怎么想的呢？

鲁敬天，字观世,广西人，虽然仕途很苦逼，但他家在广西是大族。

他是家中老二，幼年便颇具文采，热爱旅游，走过南边诸多地方，会画画也会写游记，妥妥的富贵闲人。

原本该做一个逍遥的富家子弟，看山看水，谁想到了三十岁，兄长意外去世，他成了顶立门户之人，便在父母的劝说下预备科举。

之前他就有秀才的功名，考了十年，四十岁中进士。因为熟知南方事，被丢去职方司画舆图。

他今年四十五，还算年富力强。去年终于凭借劝降的功劳，摆脱了炮灰命运，可谓是苦尽甘来了。

照理说，杨首辅垂青，他怎么都不该拒绝，也不好拒绝，但事情偏偏就为难了起来。

他找不到可以弹劾的地方。

韦自行当主将时，将官占下头大半功劳，士官收取好处，安排打点过的人去后勤……虽说这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，搁这会儿，鲁敬天都不会弹劾，免得得罪其他武官，更不要说谢玄英的军中这事很少。

是的，不至于没有，但记录军功的士官是谢家护卫，哪支队伍割了首级，记录得明明白白。

论功行赏时，所有奖赏多分一份，比如一旗十人，赏赐就分成十一份，小旗独占两份，其余诸人平分。同时，该队累积的军功到达数额，若无意外，小旗率先升职，队伍由他推荐的副手接任。

责罚同样，无论出了什么事，先罚领头的，要是延误军机的大罪，十个人全都砍脑袋，不管有没有责任。

打仗也没有厚此薄彼的，但凡下达任务，除了杂兵、伤兵、民夫组成的五团，一团到四团抽签，谁中了谁上。

鲁敬天最佩服的一点是，士卒一旦受伤便归入五团，担任后勤、修缮等差事，各团士卒相处融洽，并无敌对之意。待病愈，可自行选择去留，或听从五团的分配到缺处，或回归原队伍。

如此，各级士官就不得不公正对待下属，省得有本事的人跑路了。

几次下来，大浪淘沙，军中上下气势大改，越发不凡。

所以，鲁御史能弹劾什么呢？？

谢玄英与士卒同吃同住，从不叫苦叫累，对皇帝更是没有半分怨望。攻破苗寨不滥杀妇孺，暴虐两个字和他沾不上边，倒是仁义得很。

他还帮士卒送家书。

说真的，鲁敬天夸他还简单一点儿。

思来想去，杨首辅的任务不好干，昧着良心干了，既心中有愧，又会得罪靖海侯府，在杨首辅这样的大佬面前，他这个半路“被投靠”的无名小卒，恐怕也只能轮到残羹冷炙。

众所周知，锦上添花的好处，没有雪中送炭大。且他之前的功劳，是程丹若给他的，反咬一口算什么？

论提携，这也是提携之恩。

仕途无情，官场却是要讲规矩的。

唯一的顾虑就是恩师。

当年，焦之林取中他的文章，又看他在京中无门路，多有照拂，时常提点，方才让他留在六部，怎么都算个京官。

这些年，师生二人都不大得意，常来常往，鲁敬天与他颇有感情。

焦之林亲自写信提点，他不想违逆师命，遂决定“弹劾”一回。

但怎么写，却自有他的春秋笔法。

他弹劾谢玄英“任人唯亲，纵容妇人主事”。

——这当然是确凿无疑的事实，但满朝上下谁不任人唯亲？

出来当官的，兄弟侄甥当幕僚再正常不过了，更有甚者，父子同朝为官，这叫“举贤不避亲”。

至于让妇人主事么，在开明的士人看来并不是什么问题。

君子爱窈窕，那是既喜清心玉映的闺房之秀，也慕神情散朗的林下风气。

明大义、知道理、忠君上的女子，为夫分担重责，有什么问题？夫妻一体，她又没有过界。

只有少数礼教森严之家，赞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方才觉得谢玄英有失考量。

他还弹劾程丹若“屡次出入军营，虽治伤有功，伤兵仅死二成，但有碍大防，不堪为地方表率”。

——这就更微妙了，陛下啊，她让士卒伤亡变少，减少了人丁消耗，对战争做出了贡献，可她没有注重男女大防，没法为黔地的女子做表率。

到这还没完。

鲁敬天义正辞严地陈述了程丹若的“罪过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