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铭说道：“强制迁徙。河南、河北和山东，因为战乱、天灾和重税，都大规模出现无主之地。把洛阳的大族进行拆分，计算他们的土地，打散了强制迁徙出去，用无主之地置换他们在洛阳的田产。空出来的洛阳土地，一部分赏给功臣，一部分赏给将士，一部分配给佃农。”

“这些大族不会反抗吧？而且似乎影响不好。”朱国祥担忧道。

朱铭笑道：“他们若是反抗，正好借机抄家。罪名都是现成的，思念旧朝，阴谋迎立旧宋皇室！”

强行将大族拆分迁徙，这事儿大宋自己就干过。

义门陈氏三百多年不分家，在朝做官的就有400多人，严重威胁到地方统治。

在文彦博、包拯的建议下，宋仁宗决心对义门陈氏下手，并且由包拯亲自主持相关工作。陈氏族人被拆分成290多份，若按后世的行政区划，就是分散迁往全国16个省市。

义门陈氏也没干啥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还有好几百人正在做官，面对朝廷还不是说拆就拆？

“国号呢？”朱国祥问。

朱铭笑道：“当然是大明啊。地名都用得差不多了，再换花样也搞不出新意，其实‘元’就挺不错的。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时乘六龙以御天。只不过国号大元，我总觉得有些膈应，还是大明听起来更舒服。”

朱国祥莞尔：“这属于制度性破坏，那帮官员听了会跳脚的。”

“先做汉王吧，”朱铭说道，“把朝堂班子进一步完善，省部框架充实起来，再寻个合适的时机称帝定都。为了安抚人心和稳定南北，我觉得可以继续采用四京制。洛阳为首都和西京，开封为陪都和东京。燕京暂定为北京，金陵暂定为南京。”

朱国祥说：“迁都洛阳工程量很大，需要时局安定了再说。洛阳的城墙必须扩建，现在钱粮都不够，至少还要等三五年才能开工。”

“这三五年间，正好用来处理洛阳大族。”朱铭也不着急。

朱国祥道：“今后实行阁部制，还是实行省部制？”

“集权是大趋势。”朱铭说道。

唐代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，中书省拟旨，门下省审核，尚书省执行。看似制度严谨，实则效率低下，且中书省和门下省依托皇权，很快就将尚书省边缘化。

到了宋代，整体趋势是三省合一。

宋代虽然保留三省，但权力已经虚化，六部也权力减弱，大权掌握在宰相和中书门下省的中书五房手中。

熙宁末年，宋神宗没有征询王安石意见，就自己下令进行官职改革。把大宋的中书门下制，改回唐朝的三省六部制，行政效率变得更低，但裁撤了一些冗官和衙门，每年能够节省两万贯开支。

这个改革，在元丰年间制度化，因此又叫“元丰改制”。

宰相权力就此被削弱，中央集权得到加强。

如果没有元丰改制，宋徽宗还真不能肆意妄为。因为身为宰相的蔡京可以不用那么讨好皇帝，就能依托中书门下制掌控大权，而宰相大权又被其他机构给制约。

以上这些只是大致情况，实际更加复杂。

比如六部就一度侵夺三省大权，是皇帝出手给按下去的。枢密院也曾经能压制宰相，在不断的权力交锋中逐渐衰落。

究其根本，无非吏权、财权、事权的争夺而已，更深层次则是皇权与相权的对抗。

宋代的冗官根源在于分权制衡，设参知政事分走宰相的行政权，设枢密院分走宰相的军事权，设三司使分走宰相的财政权。

分来分去改来改去，结果在元丰改制之后，形成一个畸形的四不像怪物，集唐宋两代的各种弊政于一体。

好的没有，坏的全要！

朱铭说：“内阁制在明代是反复磨合出来的，属于一种妥协式集权制度，太监掌控的司礼监具有关键作用。你也不想重用太监吧？”

“当然不想。”朱国祥说。

朱铭笑道：“但发展到一定阶段，今后的皇帝肯定重用太监。宋代的皇帝，最初是提拔翰林学士，用文官来压制宰相和六部。并且牢牢掌控御史台，御史只能由皇帝亲自任命。但最后发现，翰林学士和御史靠不住，他们会跟宰相、尚书眉来眼去。于是，太监不断被启用，到宋徽宗时出现这么多大太监。”

朱国祥无奈道：“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，政治这种事情，一抓就死，一放就乱。别说偌大一个国家，就算以前我做副院长，学校里还不是乌烟瘴气的。百年之后的事情，别想那么多，后人自会去调整。实在调不过来，那就等着亡国呗。我们现在设计的制度，尽量靠谱就行。在大方向上，要有利于促进科学和生产力发展。”

“是这么个说法。”朱铭表示同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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