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76章 关于皇家理工学院的人才分配

大明的律法有了空白，把唐律疏议拿来直接照抄，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就补足了空白，这不是偷盗，而是祖宗遗泽，大明本身就宣称明承唐制。

这等照搬行为，礼部认为是：历代皆采前代刑书宜于今者，以补遗厥，取《律疏》疏文以释之，着为常法，为义也。

读书人的事儿，抄那是抄吗？那是继承老祖宗的智慧。

其实不仅仅大明朝抄唐律，宋太祖赵匡胤修订《宋刑统》的时候，也几乎是照抄了唐律，辽国丶金国丶倭国丶朝鲜丶安南，个个都抄，现成的律法就在面前，非要自己修，结果搞的不伦不类，贻笑四方。

比如元朝律法《元典章》，以习惯法为主，搞得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这种怪异的律法，元典章在中原水土不服，多数人都不是特别信服，在司法实践中，大家仍用旧律，搞得元朝只有百年国运，草草收场。

《唐律疏议》的立法原则就是：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。

即：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和根本标准，法律是传播道德丶保障道德实施的有效手段。

律是法律条文，而疏议就是司法解释。

这就是为什麽在大唐律中，会有畜产抵人和诬告反坐的具体规定，因为在道德上，民为邦本，那麽制定律法时，就不会允许率兽食人的事情发生。

细犬，是要吃肉的，是一种猛犬，十分凶猛，对陌生人极其不友好，攻击欲望极强，能养得起细犬的无不是权贵之人，是肉食者。

畜产抵人主要针对的就是这种专业捕猎犬，自唐朝时候，就有专门的皮嘴套，防止细犬咬人，显然西宁侯宋世恩拉着两条细犬出门时，既没有羁绊拴着，也没有戴皮嘴套，但凡是他做一样，就不会纵犬伤人，也不至于自己寻找体面了。

畜产抵人，即便是执行非常困难，但律法依旧要做出明确的规定。

德这个字，其实非常简单，那就是普遍共识。

当普遍共识和律法产生冲突的时候，人们会普遍不适，会对律法产生质疑和不信任；

如果律法不能及时修改，或者在律法修订的过程中，不遵从普遍共识，那麽人们这种质疑和不信任就会加剧，最终万民和朝廷之间的信任就会破裂。

当所有人都在为违法者喝彩的时候，那律法本身还合法吗？

最后的结果，就是国失大信，人心启疑。

历史也已经一遍又一遍的演示过，国失大信的后果，但似乎后来者，总是漠视了历史教训，闭上眼捂着耳朵，摇晃身体，假装自己还在前进。

这也不奇怪，有诗云：

高阁垂裳调鼎时，可怜天下有微词；

覆舟水是苍生泪，不到横流君不知。

比较有趣的是，大明也不是照办唐律，比如唐律中规定：诸化外人，同类相犯者，各依本俗法；异类相犯者，以法律论。就是说蛮夷互相伤害，则依据他们的本国之制，如果是异国相互相伤害，则依据唐律。

但大明律则规定：凡化外人犯罪者，并依律拟断；意思是：但凡是番邦蛮夷，在中国活动，一律按照中国法去判决，而不是尊重其本国的风俗制法去判决。

在这方面，大明律更加霸道一些，大明更加不尊重蛮夷，因为遵从番国的风俗制法去判决，很容易形成蛮夷实质上的司法特权，索性直接一刀切，在大明地头活动，就要遵循大明的律法。

张居正上奏，停止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，也是基于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丶不能率兽食人的普遍共识。

在没有完成商品经济蜕变的前提下，皇帝为了自己的内帑丶朝廷的国帑，强硬推行一条鞭法的货币税内容，就是皇帝带着朝堂大臣丶地方官吏在吃人，为势要豪右丶乡贤缙绅吃人保驾护航。

在中原这片土地上，率兽食人的皇帝，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代价就是江山。

所以，张居正有德，暂缓一条鞭法的推行，也让大明官吏对考成法新增规定的怨气，降低了许多。

大明对大明律修修补补，填补畜产抵人这段时间，松江府上海县知县姚光启，上了一本奏疏，内容很多，其中有一条就是，他很怀疑，盐能不能赚到金子。

用盐去换金子，这听起来多少有点怪诞。

「什麽话！盐能不能赚到钱，私盐贩子黄巢丶私盐贩子张士诚，哪个不是雄霸一方？当然能赚到钱，而且能赚到黄金。」朱翊钧指着姚光启的奏疏，十分肯定的说道：「就是被姚光启看作是粗盐，不能售卖的盐，在泰西那也是精盐了！」

「黎牙实为什麽又从马德里回到了大明来？在大明待久了，他在泰西根本生活不下去。」

「盐当然能赚钱了！」

自1600年开始，在英格兰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的批准下，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拥有了无限期的皇家许可状，开始试探着向印度殖民，整个殖民征伐持续了117年，在1717年，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才打败了莫卧儿帝国皇帝，获得了免税的权力。

至此，英格兰正式开始殖民印度。

自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算起，一直到1930年，长达213年的时间里，印度完全施行食盐专营，强力禁止印度人开采和自由买卖盐，殖民总督利用食盐，控制印度的财税和人民。

用盐是可以赚到钱的，高道德就少赚点，低道德就多赚点；没有道德，那就能赚的更多了。

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甘地，自1930年开始，开始了反对食盐专卖的盐行军运动，宁愿晒乾海水，也不肯买利物浦公司的食盐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持续了整整17年后，印度终于获得独立。

英国佬这根搅屎棍，在临走的时候，还狠狠的给了印度一刀，印巴分治，给印度埋了颗五毒透心钉。

盐，古今中外，都和财富丶战争丶权力息息相关。

姚光启的疑惑很正常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分级盐池板晒法技术简单，盐的质量好丶产量高，从海丰三盐场推广到整个山东，再从山东推广到大明沿海地区，不用几年，盐的产量就会彻底满足大明需求。

在他看来，这种简单技术会不可避免的对外扩散，到时候泰西人的殖民地，都是这样生产盐，盐的产量就会上升到一种绝对充足的产能过剩状态。

到那时，盐作为一种普遍商品，不再具有垄断经营的条件，如此庞大规模的产量，盐哪里还能卖的上价？哪里能够承担收蓄黄金的重任？

姚光启陷入了典型的大明思维，大明可以，蛮夷也可以的思维误区，很多事都在反覆证明，大明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，蛮夷真的不行。

在士大夫眼里，晒盐的技术比较简单，不就是三道池子丶一个窝棚丶一堆板子，一群听话的盐丁灶户？可是要实现真的很难，三道池子，不用水泥浇筑，一下雨就要重新修，而且沉淀池每天清理淤泥，也是件大事。

至于一群听话的盐丁灶户，那更是奢求了。

大明在吕宋的铜镇，宁愿使用更加昂贵的大明人，也不广泛招募当地的夷人，因为这些夷人真的好吃懒做不干活。

泰西殖民者也没有兴趣建设殖民地，土着们能不能吃上盐，殖民者并不在意，殖民者只在乎自己能不能收到税。

即便是很久以后，也只会有大明，可以大批量生产精细食盐。

在大航海时代，白银丶香料丶棉布丶盐丶硝石等等大宗商品，是日不落帝国的经济支柱，谁掌控了这些大宗商品，谁才是日不落帝国。

盐这个红利，大明真的可以吃很久很久。

真的有地方非要跟大明搞产业竞争，大明那麽多的船，那麽多的火炮，舰炮那麽大的口径，装填那麽多火药，就派上了用场，三道池子丶窝棚丶板晒的技术是大明专享，没有大明皇帝的特许经营许可，就敢建盐场？

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反贼了，必须要出重拳，全都给他扬了！继续维持霸权即可。

这就是朱翊钧给出的回答，这个钱他要赚，谁不让他赚，他就用火炮把对方送上天。

朱翊钧对大明京营锐卒丶水师军兵讲的非常清楚，他们一年能领二十银的粮饷，那都是大明朝廷有，他们才有。

而姚光启的奏疏里，主要是讨论了大明现在的新政路线，是一场基于改变生产关系的维新运动，废除贱奴籍和生产资料再分配，就是改变生产关系的主要手段。

浙江在还田，松江府也在还田，而姚光启已经完成了上海县还田，上海县全境之内城池及其附郭公田，通过各种手段，强令减租丶现银赎买丶船引兑换等等较为友好的方式，进行了还田，当然这个过程中，也发生了稽税丶抄家丶流放等等不太友好的方式。

而上海县内，超过五十顷耕田的地主，已经从名义上消失。

浙江执行的还田令是一百顷为标准，而松江府从一开始就比较激进，是五十顷为标准。

现在姚光启要将上海县还田令的标准，降低到二十顷，最终目标是十年内，进一步降低到一顷标准，也就是十亩地为一家人持有上限。

「他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激进了？」朱翊钧觉得姚光启的标准有点急于求成了，大明现在也就一亿三千万人，一户人而非每个人只能有十亩地，绝不可能养活一家人。

冯保十分郑重的说道：「陛下，松江府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，长江的运量几乎是京杭大运河的八倍有馀了。」

在大明漕粮海运之前，京杭大运河全年的运力只有两亿一千万斤（约108万吨），漕粮海运之后，终于彻底释放了运力，毕竟漕运船要占四个月的时间，太浪费时间了。

漕粮海运释放了京杭大运河的运力，在十馀年的时间里，京杭运河运力开始飞速增长。

在万历十四年的年终审计中，京杭运河的运力提升到了六亿斤，基本实现了北煤南运，南货北调丶南银北上的战略，煤银对流已经完成了良性循环。

大明残破的财税制度，让沿途钞关的税收大多数都留在了地方，为了把这些税收，借着各种合理的名义花出去，对运河进行扩宽丶疏浚丶道路修缮，就成了沿途地方衙门花钱的最好去向，这麽做，对上对下都能交差。

各个地方衙门，针对航道的扩宽和维护，让京杭运河的运力稳步提升。

对于沿途地方衙门而言，河道的安定和流畅就是税，税就是权，衙门对于运河沿岸各种匪帮，给予了重点整治，治安变得稳定，沿着京杭运河逐渐形成了极为耀眼的经济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