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177 章(2 / 2)

在固邦本中,张居正开篇就提到攘外必先安内:“自古极治之时,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,唯百姓安乐,家给人足,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,自可无虞,唯是百姓愁苦思乱,民不聊生,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。盖安民可以行义,而危民易与为非,其势然也。”

只要国内百姓安居乐业,不总想着翻盘朝廷,即使外有夷狄之患,也不足为惧。

要想国富民强,首先是节俭,其次是严惩贪腐,推行新政,开源节流。

这里他也给了朱翊钧两个建议,第一是吏部选拔官员的时候,必须考察实干能力,还要有一颗爱民之心。第二是严惩贪官污吏,抄没家产以充军饷,巩固边防。

“拟旨。”

第六曰饬武备,这一项是张居正最大的担忧:“臣之所患,独患中国无奋发励激之志,因循怠玩,姑务偷安,则虽有兵食良将,亦恐不能有为耳。”

打仗不仅需要粮饷和良将,还需要上下一心的意志和勇气。

看到这些话,朱翊钧便想到他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所看到的景象,皇帝在风花雪月,大臣结党营私,士兵玩忽职守。

对于如今的大明,张居正竟也有同样的担忧。

“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,坚定必为之志,属任谋臣,修举实政,不求近功,不忘有事,熟计而审行之,不出五年,虏可图矣。至于目前自守之策,莫要于选择边吏,团练乡兵,并守墩堡,令民收保,时简精锐,出其空虚以制之。虏即入犯,亦可不至大失。此数者,昨虽已经阁部议行,臣犹恐人心玩遏日久,尚以虚文塞责。”

朱翊钧叫申时行:“拟旨。”

张居正每言一事,都会给出建议,并乞求敕下,朱翊钧让申时行连拟六道谕旨,带回文渊阁。

张居正也没想到,他的奏疏刚进上,这么快,圣旨就下来了。

要求百官少说废话,多做实事,朱翊钧身为天子,自然要以身作则,先让他们明白,什么叫办事效率。

“天下之事,虑之贵详,行之贵力,谋在于众,断在于独。”

这也是张先生交给他的。

之前,高拱也上了一道《新政所急五事疏》,给他立规矩,教他如何做事,话里话外只有一个目的——让皇帝当个吉祥物,把权力都交给他。

张居正却不一样,切实的与他详细陈述朝廷存在的问题,引经据典,有理有据,最后还给出了解决方案。

前者让他方案,后者让他心悦诚服。他自然也不能辜负张先生,只要说得有道理,他都会听从。

不仅如此,这封《陈六事疏》太长了,饶是朱翊钧一目十行,也看了好久,把申时行留下来拟了六道圣旨,生怕他回去错过了饭点。

于是,专门让尚善监做了两道菜,给他送过去。

这可把申时行感动坏了,

下次进讲的时候,专程给他磕头谢恩,这还不算完,没过几日,又写了封谢恩的奏疏。

朱翊钧心里还挺奇怪,不就一顿便饭,至于跟他这么客气吗?

后来,闲聊之中,他将这是说给了另一位讲官余有丁,才从后者那里知道了缘由。

余有丁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,与申时行、王锡爵同为一甲三名,状元申时行,榜眼王锡爵,探花余有丁。

嘉靖四十四年殿试,朱翊钧跟着李春芳去凑热闹,听到诸大绶向同考官推荐归有光,此人正是余有丁。

嘉靖后期有一位内阁辅臣,名叫袁炜,是申时行、王锡爵和余有丁的坐师,凡是世宗让大臣写青词,袁炜便将三人叫去他的私宅,让他们代笔。稍有不如意就恶语相向,肆意辱骂。

更有甚者,他自己入值西苑,就把三个人反锁起来,房里只备笔墨纸砚,不备饭食,直至第二日晚,袁炜回去才放出三人。

到了朱翊钧这里,才耽误这么一会儿,就担心他没饭吃,特意让赏赐御膳,可不把申时行感动坏了。

听到这件往事,朱翊钧颇有些惊讶,他印象中的袁炜,虽为内阁辅臣,却不管旁的事,只专心作青词哄他皇爷爷高兴,要不怎么叫“青词宰相”。

没想到,此人私底下竟如此刻薄。

余有丁又道:“袁阁老还给臣起了个外号,叫余白丁。”

这就纯粹侮辱人了,袁炜于国事上没有本事,自己靠迎合皇帝高升,对于门生也没有任何提拔,反而压榨他们替自己做文章。

朱翊钧觉得,他比李春芳可恶多了。虽然李春芳也让徐渭帮忙写青词,但至少先付了银子,是徐渭自己不肯配合,把泥菩萨都惹出了三分火气。

等余有丁退下之后,朱翊钧让太监把今日的奏折拿上来,他打算批过之后,就用午膳。

事实上,现在的奏章,他也是看过之后发往内阁,和高拱当时的要求差不多。

只是,他自己可以心甘情愿那么做,别人却不能这么要求他。

朱翊钧刚看完奏章,准备伸个懒腰,陈炬在一旁提醒他注意仪表,他反而把动作做得更夸张了些,全身放松下来,深深叹一口气:“舒服。”

皇上到了叛逆的年纪,也是一身反骨。

朱翊钧站起来,正要吩咐太监传膳,刘守有却从殿外进来,向他躬身抱拳:“陛下,人已经入宫了。”

朱翊钧眼中欣喜之情满溢:“快快,让他进来!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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